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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中经常要遇到一些人名，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处理，只要按拼读规则念出来对应到接近中文字符即可。大家通常注意的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用字，如女士名用“莉”、“莎”之类，所以雅虎现任首席执行官的名字翻译为“梅丽莎”而不是“梅力沙”，反过来，“亚历山大”不能写成“亚丽山大”。


不过名字的翻译也没有那么简单，就我所见，译文在名字翻译上出的差错并不少见。为此，我总结了人名翻译必须注意的几条建议，如果译者能注意到这几点，大多数错误都可以避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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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字翻译的第一条建议是，不能望文生音，遇到不熟悉的名字一定要查证读音再翻译。


如今的译者大部分都熟悉英文拼读规则，所以面对“规范的”英文单词，多半可以读个八九不离十。然而不是所有单词都是“规范的”，尤其是直接从其他语言中“照抄”过来的单词和用英文“模拟发音”的单词，往往都不能直接按照英文拼读规则来发音。“拿破仑·波拿巴”的“波拿巴”写作Bonaparte，不能望文生音读作“波拿巴特”；“戴高乐”写作de Gaulle，不能望文生音读作“德盖勒”。还有一些名字看起来很熟悉，其实只是拼写相同，在不同语言中发音是有差别的，如Louis普通翻译为“路易斯”，但如果是法国名字则应当翻译为“路易”，因为法语的Louis发音与英语不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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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字翻译的第二条建议是，名字的翻译必须遵循惯例。


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一些公认名字的中文翻译与英文原文相差不少，最典型的是国家名：Deutsch翻译为“德意志”，France翻译为“法兰西”，Europe翻译为“欧罗巴”，American翻译为“美利坚”。这些名字虽然都是音译，但当时中文的发音不同于今天的普通话，而是类似今天闽粤某地的方言（大致如此，没见到特别可靠的详细考证），从久远的年代流传下来，变成了约定俗成的译名。如今的译者如果要别出心裁，重新翻译德国、法国、欧洲、美国的名字，即便更“准确”，还是会给读者造成不少困惑。估计这样做的译者不多，但不理会约定俗成的译名，翻译时“别开天地”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。比如Hume公认翻译为“休谟”，有人却翻译为“胡姆”；Bentham公认翻译为“边泌”，有人却翻译为“贝瑟姆”；Fabian公认翻译为“费边”，有人却翻译为“法比恩”；Buick公认翻译为“别克”，有人却翻译为“布依克”。凡此种种，经常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——“伟大哲学家胡姆的学说”，到底是什么呢？“美国人买布依克轿车是爱国的表现”，又是为什么呢？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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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字翻译的第三条建议是，人名不宜多变。



与中文人名不同，外国人名经常分好几部分，而且不必姓名一起念，经常是分开来念的。比如叶利钦的全名就是“鲍里斯·尼古拉耶维奇·叶利钦”，马克思的全名就是“卡尔·马克思”。按照中文的习惯，大家记忆“叶利钦”、“马克思”之类的名字更明确也更容易。然而在英文中，对同一个人称呼却是可能变化的，有时候用“鲍里斯”来称呼叶利钦，有时候用“卡尔”来称呼马克思。也许外国的读者更容易记忆全名，所以看到“鲍里斯”马上知道这是叶利钦，看到“卡尔”也立刻明白这是马克思，但中文读者通常没有这么敏捷，有许多人需要认真想想，甚至翻翻前文才能知道，还有些人则根本闹不清楚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如果原文中变换的称呼没有特别的含义，则译文中保持人名的一致性是不错的选择。否则，可以遵循原文变化称呼，但最好用译注的方式告知读者，如“卡尔（这里称马克思为卡尔，是表示亲昵）”。另外，外国许多名字有简称，如Jeffrey（杰弗瑞）简称为Jeff（杰夫），Catherine（凯瑟琳）简称为Cathy（凯茜），轮换出现同样会导致读者的困惑，所以在翻译时建议也按照上面的原则来处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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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字翻译的第四条建议是，如果代词较多，应尽量具体化。



英文里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有he, she, it三种，无论是从读音还是拼写上都有很大不同，绝对不会混淆。然而中文的“他”、“她”、“它”不但形似，发音更是完全一致。结果，英文中无比清楚的句子“John might never see Mary's family member again, nor she his parents”，翻译为中文就成了“约翰可能再也见不到玛丽的家人了，她对他的父母也是如此”。如果读者能看到文字，或许还可以仔细分辨意思，若是只能仅从声音判断，几乎一定会满头雾水。这种情况下，译者应该果断将代词具体化，把“他”和“她”准确还原为指代对象——“约翰可能再也见不到玛丽的家人了，玛丽也可能不会再遇到约翰的父母”，就毫无混淆的可能了。